民俗学是一门特殊学问。它与国家、民族、社会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联。这门学问在“五四”以后一度受到重视，后来便遭冷遇，乃至名存实亡。
在我国，真正对民俗学有重大贡献的专家首推江绍原先生（1898—1983），今犹健在而年逾九十的钟敬文先生则为当世的凤毛麟角，鲁殿灵光。半个多世纪前，我曾读过江绍原先生的一本一度成为畅销书的《发须爪》（开明书店1928年初版），到1947年，我还为这书写过一篇读后感，旨在呼吁人们对这门学问应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另外，绍原先生写的《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》（商务印书馆出版）亦曾珍藏敝箧，于十年浩劫中失去。目前，治民俗学已成绝学，只有钟敬文先生不顾年高体弱，每年犹在第一线指导若干研究生。我一方面敬佩钟老的敬业精神，一方面又为这门学问后继无人感到十分担心和遗憾。
民俗学是一门科学，它不等于婚丧嫁娶之类的一般民俗。谈民俗，可以海阔天空信口开河；而治民俗学，则须从棼若乱丝的无边无涯的民间传说材料中清理出个头绪来，并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解释。民俗中十九含迷信成分，民俗学则必须对数不胜数的迷信现象给予科学的阐释与剖析。人们要想搜集世界各地和一个国家里各民族、各地区的民俗资料，只靠一两个人是办不到的，必须集思广益，众志成城；但如果想利用这些头绪纷繁的零碎资料来进行民俗学研究，则必须慎思明辨，独立思考，凭个人的学与才成一家之言。总之，这门学问的感性材料是零乱而分散的，不论古今中外，东西南北，应有尽有。博雅到经史百家，浅俗到陈规陋习，都在网罗之内。但从中籀绎并提高到理论水平，得出举世认同的科学结论，则非短时间所能一蹴可成的了。我尝略考论这门学问之所以罕人问津，约有以下几大困难：一、假定一个人对此发生兴趣，但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，往往钻进去很容易出不来，日子一长，难免因厌倦而中辍；二、投入必多而收获却往往不能相抵，一陷泥淖，很难自拔；三、不但要有坐冷板凳的耐性，还得博览群书，洞明世理，倘不精通若干种语言文字，不亲身行万里路，那往往只得其皮毛而难进入深层面。请问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，在今天这一切“向钱看”的快节奏、大信息的电脑时代，又有谁肯旷日持久地去当这一行的“傻瓜”专家呢？
话再回到江绍原先生身上来。他在二、三十年代，除了写过几本民俗学方面的专著外，还在《语丝》一类刊物上写过若干篇民俗小品（包括与四面八方读者的通信）。从这些短文中可以看出，江先生的这些小文章是为了来日撰写大型专著作准备的。遗憾的是，他心目中缜密而完整的理论著作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并未写出，而且成为永不能实现的“未完成交响乐”了。最近，由王文宝、江小蕙两位同志摘编了绍原先生的小品遗作凡六十二篇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但从这本出版物的客观效果看，实际上仍是把民俗学缩小为“民俗”谈片，供读者得到一点??知识，乃至成为茶余饭后的话柄谈资。窃以为这是远远不够的。我在仔细拜读绍原先生这些遗作的同时，不禁要向我们的学术界呼吁：一、在治民俗学这一科学领域方面应当增加投入，包括培养人材和给予经济支援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智力投资。我们并不想在这方面组织起一支多么庞大的学术队伍，但至少要改变一下目前这门学问濒于灭绝的严峻形势。二、力争出版江绍原先生的全部遗著，并希望各有关方面在传媒上多“炒”一下，制造一点实事求是的但足以引起人们相当重视的社会舆论。三、请学术界多关心一点这门学问，并对它有一清醒、正确的认识，即民俗学在整个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。不要把这门严肃的科学只看作瓜架豆棚下的民俗“闲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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